昨天參加了一場關於中國網路管制的研討會,中國學者與老外共聚一堂。台灣代表「照舊」缺缺,有一位論文發表人,依他的口音,我猜想也許是台灣的留學生。不過台灣傳播學界的學者,或是研究傳播法制的學者,似乎沒人與會,我希望是我不識英雄所以沒能認出。否則的話,真是可惜。一來與會者有許多著名的網路運動者、每年發佈新聞自由指標的Freedom House代表、以及哈佛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的代表、和幾位專注研究中國網路管制的學者如Rebecca MacKinnon(她與幾位網路運動者提出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大會的論文裡,也有一篇與台灣有關,談及台灣網路上的多元文化。

我一直覺得,台灣學者在談論中國網路管制或中國傳播法制時,不應該缺席,除了需試圖了解之外,更需爭取發言權,建立台灣詮釋的地位。何況台灣也走過專制年代,有與中國類似的文化背景,在了解一些法律或是傳播文化規定上,應該能夠比老外更能深入精髓。只是很可惜,台灣做類似研究的人不多。即使有心要做,也不被看好。有位法界位高權重,品格上我也極為敬仰的前輩曾告訴我:「做這種研究啊...研究結果可能不太能用...」。我猜想老人家擔心的是一來資料取得不易(這點倒是真的),二來還有一些政治因素。只是,當台灣媒體早已在大陸建立許多合作關係,而陸媒來台傳聞不斷時,我們為什麼不多嘗試了解?即便是最極端的敵對立場,也是要「知己知彼」啊。

撇開牢騷不說。昨天中國學者的表現,倒是讓我有些感想。一位在美國執教的中國年輕學者,力言中國的網路不是大家所想的「獨裁網路」,她舉出許多例證,證明中國的網路很活潑、公民討論很活躍。同一場次的發表人,也有Freedom House的代表,談及諸多中國網路管制,兩人的論述剛好形成兩種對比。

冷眼旁觀,我還是覺得中國學者較無說服力。尤其她舉出的例子,比如:中國政府網站也很開明(有與民眾溝通的管道)、公民團體活躍(有一些發動大家發揮愛心的捐款網站)、很多BBS站也可討論公眾事務(除了為黨喉舌的「強國論壇」之外,還有比較自由派的「貓眼看人」)。但是這些例子都少了最核心、最禁忌的部分:可否批評最高當局?而這些愛心捐款的網站,就能說明公民社會活躍嗎?我看到她很認真地為自己的社會辯護,卻有點為她覺得無力,因為她還是無法用這些例證,直接駁斥別人的論點。這就有點像是,無論怎麼射,箭都只能射在靶心之外。

這位學者的策略是:先把西方的標準擺在前頭,然後再說明中國的網路的活潑,日漸符合西方標準。其實她大可不用先設下標準。若該篇文章的目的只是要說明中國網路的活潑性,直接切入就好了。何必要拿個標準先套上?讓所舉例證這般地抓襟見肘?反而顯得尷尬處處?

不過,後來回家後我細看論文摘要,原來,她在報告時沒說的是:她是以哈伯瑪斯的理論標準,說明中國也有公共領域....唉....。社會科學論文常見的模式是:引用理論 -->將理論套用在某個本國現象-->印證、增補或修改理論。當然這套運作公式可以得到若干成果,但有時候卻也會變成一種惰性,比如淪為反覆的論證,變成論文自動生產線作業模式。更糟的是,有時候理論沒套用好,結局也是挺尷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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