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有個和平主義者想歸化為美國籍。在歸化訪談時,主考官問這個和平主義者:願不願意拿起武器來捍衛美國啊?這個非常誠實的和平主義者說,當然不願意。想當然爾,他的歸化申請被打了回票。和平主義者積極捍衛自己的權利,一路把官司打上最高法院。結果是,大法官以六比三的投票,否決了和平主義者的公民權。不過,何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大法官在不同意見書的一句話,成了千古名言。他說,憲法的原則中,最應該讓我們敬重的,當屬思想自由的原則,而且,不光只是讓我們贊同的那些思想自由,還包括了那些我們痛恨的思想。從此,談到仇恨言論的文章,大概都會引用到這句話。

最近,郭冠英的事件,又把仇恨言論一詞炒熱,各媒體也出了不少評論文章,連對岸也對台灣的言論自由品頭論足(大抵是:你們不是很重人權、言論自由嗎?怎麼現在又說要處罰郭冠英了呢?)。有人說,郭冠英是公務員,所以按照公務員倫理辦理,與言論自由無關。有人說,民主社會要尊重個人的言論自由啊,言論自由就是連我們看不慣的言論也得要尊重啊。後者的說法頗與何姆斯的「freedom for the thoughts that we hate」呼應。但在我看來,分析這件事的時候,不應該停留在「尊重意見不同的言論」這個層次就夠了(況且大法官對於仇恨言論,後續還有很多細緻的分析)。還有很多問題,必需探究。

先說這件事到底涉不涉及言論自由好了。個人覺得,即便只關係公務員的懲戒,還是牽涉到「公務員該不該發表此種言論」,或更細說,「公務員可不可以在下班閒暇之時,用另一個名稱,在網路上發表某些言論」。說到底,免不得觸及公務員的言論自由權利。所以,還是不能避免討論言論自由的問題。

接下來的問題更複雜,一如上述,此事牽涉許多要素:郭所發表的言論內容、公務員的身份、網路、匿名性。若要分析,應該把各要素一一檢視,就連郭發表的言論,也應該細看(而不是抽出幾個字,不顧全文地斷章取義),然後從不同的情況分別討論。也是因為此事如此複雜,所以現在看到的一些文章,其實也只留在很表面的分析,而且太過籠統,有時不免偏頗。我在這裡也只能想到一些他人文章中可能忽略的幾個點,雖然論點也一樣零散,但至少補充其他角度:

首先,我們對於仇恨言論的標準是什麼?我們應該一概尊重所有的仇恨言論嗎?

在這件事的相關討論裡,主張應該尊重郭冠英言論權利的人多提出,在民主社會裡,我們應該要讓他人有言論自由空間,即便這些言論引起族群之間的不悅。否則繼之而來的寒蟬效應,會讓社會變成一言堂。我要提出的問題是:是所有的民主社會,都包容指罵異己的仇恨言論嗎?並非如此。

現在,當我們談到言論自由的標準時,引用的多是美國標準。問題是,美國的標準,是全世界最寬鬆的。就拿仇恨言論來說,「消除所有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第四條要求簽約國立法懲罰所有基於種族優越或仇恨,煽動種族歧視的言論散佈。這項公約,美國遲未簽署,原因之一是擔心此條款與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論自由衝突。即便美國本身,也不是一開始就如此包容仇恨言論。甚至沒有人可以確定,奠立憲法的先賢,是否有意賦予第一修正案這麼寬鬆的保障。而美國是在歷屆大法官面對各種不同案件,隨著美國政治、歷史演變,慢慢地達致現在寬容大部分種族仇恨言論的標準。換句話說,這些言論自由標準之下,有該國獨特的歷史社會背景作為根基。

所以,當我們說「民主社會都這樣那樣」的時候,貿然就把人家的結果與框架套到自己身上,並不真的就適合我們。我們也不會因為採取了這麼寬鬆的自由標準,就可以讓我們算是「民主自由國家」。該做的工作,不是借來一套標準就夠,而是要自問,我們的社會觀感,能夠忍受什麼樣程度的仇恨言論?而我們又期待自己能夠達到什麼樣的目標?在正視自身社會的需要後,我們便可著手建立自己的標準。

當然,這個標準怎麼建立,又是另一個問題。社會的討論是一途,但缺點是,熱潮過了,大家也就忘了。因為沒有一個主導其事的組織,所以各種討論還是一盤散沙,就像是台灣社會關於言論自由的事件層出不窮,但總是各方各說各話,最後也就不了了之。透過大法官的釋憲也是一途。問題是,多少案子可以打到憲法法庭?比如此案,郭可能也是被懲處之後,摸摸鼻子就算了。但若他能提起訴願,讓法院做成標準,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再說到本案適合的標準。關於「可能」被認為仇恨言論的文章,是要僅從文字內容判斷作者自身的仇恨度(光是有恨意就構成仇恨言論,達到懲罰標準)?還是要一併考慮該文章可能引發的社會效果?我想,這可能又要回頭思考,為什麼我們要懲罰可能引起社會仇恨的言論。我現在想到的原因是,因為這些言論可能會讓被指名的族群陷於不利地位、也折損了另一族群的平等地位,是對他人的不尊重,更甚者,可能引發社會的對立與衝突、傷害社會情感(抖~聽起來好像「傷害民族情感」~我們真能、真想、真需容忍,傷害社會情感的言論嗎?暫且按下「世界先進標準」,這倒是可以好好想想的)。想清楚懲罰的原因之後,再斟酌界線要畫在哪裡。就自許為自由社會的台灣而言,若光是作者在文章自己恨得牙癢癢,他人看了卻不顧一屑,在社會上引不起半點漣漪,也許還不至於被處罰的地步。但接下來的難題是,要引起怎樣的社會憤慨或衝突對立,才算是跨越了那條線?這是個大哉問。而且會落入一個邏輯上的難題:我們懲罰仇恨言論,是因為要防止可能發生的不幸結果。而就「引起社會對立衝突」這個標準,我們只能靠法官個人的事先揣測,沒人能夠真的說得準,是否會引起社會對立衝突。而若社會對立衝突已經發生,又失去了「防止對立」的本意了(這也是我當初唸到美國仇恨言論標準「clear and present danger」或「incitement to lawless action」時的疑問)。

至於身兼公務員身份,卻寫出范文言論之事。有意見認為,即便郭是以筆名,私下在網路發表文章,但是作為一個公務員,吃國家的米,怎麼能夠抨擊國家群眾呢?這樣的說法,容易落入對於公務員忠貞度的審查。甚且,即便作為一個公務員,還是可以有言論自由,可以在部落格裡抒發生活的感想、對時事的意見。比較敏感的是,如果公務員在部落格裡討論的是敏感公務?抨擊長官?揭發機關裡的不法?如果今天一概不准公務員在部落格裡討論公務、議論機關人事,是否又會過份限制公務員本身的自由,而且也失去了一些揭發不法或是正面建言的機會?討論這個問題時,也不是簡單的「公務員該不該享有較為受限的言論自由」一語帶過,而是還應看狀況細分。

我查公務員懲戒法,在第十條「辦理懲戒案件」時,有幾項依據準則,比如行為時的動機、目的、手段,行為當時所受到的刺激、行為人生活狀況、品行、行為所生之損害或影響、行為後的態度等,或可做為參考,(雖然還是蠻模糊的)。不過在涉及言論自由的事件裡,我還是會特別著重文章的內容,以及該文章造成的影響,而不同型態的文章,應該有不同的言論自由範圍。比如說,公務員在部落格裡提到機關裡人謀不臧且罪證確鑿的情事,與指明辱罵特定族群的文章,就不該同等看待。

以上便是我想到的幾個角度。(寫到這裡也沒力了...)。郭先生的案子真的是很有趣。除了以上幾點之外,又還涉及到了網路上的google搜索的威力(請詳見PTT八卦版的郭冠英事件懶人包)。這是個值得特別註記,時時拿出來再思索的好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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