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這樣開始的:2007年秋季,我在Penn選修了一門傳播政策大師Price開在傳播學院的課,叫做「媒體與主權」。Price教授曾任卡多佐法學院的院長,在國際傳播政策研究上相當有名(可是不知好歹的我,是寒假後聽到我新研所的老闆說起,才知道原來這位長得很像林肯的白鬍子老先生威震八方),美國對於中東地區的傳播政策,常找Penn的傳播學院研究,而負責人就是P教授。P教授的關注領域,除了中東之外,對中國也很有興趣。這幾年來,Penn的傳播學院與中國的大學往來很密切,除有訪問學人駐院之外,也一起舉辦許多研討會。例如2007七月時,Penn傳院就與澳洲、中國的大學一起舉辦了一場以中國傳媒為主題的研討會,當然也不乏「帶團訪問」這種學術交流。

言歸正傳,在這堂「媒體與主權」的課上,有位中國訪問學人與我們一同上課。當老師提到國家的傳播政策,以及一國如何運用傳播科技影響他國的政治體制時,總會時不時向那位訪問學人拋以關愛的眼光,眼神中清楚流露想一探究竟的熱切。當然,身為唯一的台灣代表,而這堂課的話題又比其他法律課程輕鬆,也基於一種練習英文的衝動,所以當話題剛好銜接得上時,我也努力舉手說:「喔我們台灣的政策如何如何...」。然而幾次下來,同學們的回應居然讓我有一種「ㄜ...你說的是啦,可是台灣跟我們有什麼關係...」的感覺。相對於對台灣的冷漠,這些老美、老歐(歐洲同學)對於中國大陸卻另有一番好奇。隨著學期進展,這種感覺愈來愈深。

終於,到了要選擇期末報告的題目了。我一直思考,什麼樣的題目才是我感興趣,又能引起老師及同學興趣的題目。一開始我選擇了台灣無線電視公共化的歷程,對於台灣的研究者來說,也許有些老掉牙了,可是我想不啻是一個對外介紹的好機會,自己也趁此徹底對此議題下功夫。不過後來,我想到這堂課討論的既然是國際傳播,不如再探前幾年在台灣引起軒然大波的外資投資廣電媒體比例問題。結果證明,這個選擇是對的。首先不少國家也面對此一問題,而美國做為大眾文化及商業的輸出國,自然也想知道其他國家對此的態度,甚至美國自身也有此議,老師也想知道,台灣的經驗如何,而面對中國資本爭端,台灣又是如何處理(是的,與中國有關係的,他們也很有興趣)。

這堂課給我的衝擊是,看待台灣及相關研究議題的改變。過去的我,是以台灣為中心看問題。這樣隱含的思考假設前提是:「外國人當然對台灣有興趣,會想知道台灣種種」,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找出台灣本身切身的議題即可。當我們要訴說的對象,是國內時,當然必須以我們自己為中心,但當我們的聽眾是外人、是世界時,我們出發的角度也許需要調整。在某些情況下,以台灣為中心的的議題自然吸引外人眼光,譬如民主轉型以及相關憲法研究。但並非所有議題都有這種特殊性。當議題過於本土,少了與外界的連帶,或是我們書寫時忽略對象是外國人,那麼光嚷著「讓世界看到台灣的研究」,其實是沒什麼人想搭理的。這就與行銷的道理一樣,如果光是自誇產品好,卻忽略目標為何,或是對象的想法,那麼產品再好,也只能放在倉庫裡乏人問津。

岔個題:這讓我想到,來美之前我曾考慮,要不要把台灣的民法刑法行政法教科書運來美國,否則若同學問起、教授點到時,答不出來怎麼辦(好了,諸位學長姐們,請不要笑我)?上課不久後,我了解自己的擔心是多餘。因為,沒,人,感,興,趣。今年又有新生提出同樣的疑問,我便如此回答。我們一直以為理所當然,他人會興致勃勃地詢問母國的種種,其實,並不是。大家只在與自己利益相關時,關心別的國家如何。今天的中國熱是這樣、伊斯蘭熱、中東熱亦是如此。世界就是如此現實。

所以,經過這一年,我也不像剛開始那樣一昧抱怨為什麼學校把焦點集中在中國、為什麼把經費都放在中國研究、為什麼美國人眼裡都只有中國、為什麼聽到中國研究,教授的眼睛就發亮,為什麼我要在研究裡牽扯到中國,教授才露出興味盎然的樣子。利益相關啊。要是我是老美老歐,也許也會做出這樣的抉擇。

當然,我不是說所有的研究都要與中國沾上邊。我只是想說,做研究時,也許更要把台灣放在世界的地圖上來看。對於研究的角度,更可以把「普世性」放入考慮:譬如說,我們面對的問題,與這世界有什麼關連,而我們又能提供什麼樣的經驗與建議?而不是只會說,「我要讓全球看到台灣」。其實,全球在看到台灣之前,會想知道全球可以得到什麼甜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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