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子,聯合報記者高年億作證的案子風風雨雨,引起許多記者作證的討論。法律觀點的文章很多,大部分一面倒向記者應該有拒絕作證的權利。不過我卻不這麼堅信。並不是說我認為法院應該可強制記者做出證言,而是應該說,我仍抱持懷疑態度:無冕王的權利,到底可以上綱到何處?有些人認為,記者應該有絕對的權利,但是我卻質疑,這種權利,是否也應受各國各地的情況,而有所不同。魏旳的文章,提供另一種觀察角度。
我不禁又想起當初NCC換照風雲。當時意見亦是分為兩派,一派認為NCC是干預市場,應該讓市場決定電視台誰生誰死,另一派認為在現在台灣惡質媒體環境下,政府應該介入。我當時的立場,支持後者。對於這個議題,曾經跟李念祖老師討論過。李老師的意見顯然是站在前者。後來我發現,這得回歸最根本的信仰。在我的理解,李老師相當信任市場的機制(我不知這樣我這樣的理解,李老師是否同意,也許李老師另有更細緻的想法),但在媒體這幾年,我卻對這種市場機制劃下一個問號。同樣的立場歧異,其實也可以在電視公共化的議題上看得到。
最近我常在想,每個社會,有不同的風土人情、有不同的體質,自由市場並不是一種絕對的信仰,就像民主也不是天經地義的絕對至上。我寧願對每一種制度存疑,從中找出最適合我們社會的運作方式。

新聞記者的無形執照

■魏玓

台北地方法院日前開庭審理「股市勁永禿鷹案」,到庭作證的聯合報記者高年億,堅決不透露勁永案報導消息來源,當庭為合議庭依刑事訴訟法「證人無正當理由拒絕證言」規定,裁罰新台幣3萬元罰鍰,並連續處罰,引起高度社會爭議和媒體的反彈。
昨日已有許多從法律觀點的評論指出,即使記者並不在法律規定得以拒絕證言的業務範圍之內(如律師、醫師),但基於保障記者追求真相和報導事實的權利,法院的裁決並不恰當;特別是因為該則新聞並非涉及嚴重的國家安全議題,更缺乏正當性去要求記者公開消息來源。況且,即使是如法院所說,「有人利用該新聞犯罪」,但若記者報導時並不知情,那麼責任仍在犯罪之人,記者並非負有調查責任的檢調或警察人員,沒有理由處罰新聞記者。
在這個事件中,筆者完全認同新聞記者保有這樣的權利。然而,目前台灣媒體的生態,以及這個事件所帶來的意涵,不能僅僅從法律觀點來思考。事實上,從相關討論來看,這個社會的部分輿論,仍對新聞記者的責任有所期待,對於新聞自由的實踐也能有所尊重。問題在於,媒體與新聞記者的表現,究竟能不能承擔這樣的期待和尊重。
近年來商業媒體(包括電子與平面)的新聞報導走向煽色腥路線,大多是追逐收視率和發行量,對於政府和企業的監督,可以說是有虧職守,更不用說,因為惡性競爭和作業疏忽導致出現許多錯誤的新聞報導。我們經常看到的是,對於有權有勢人物的報導如果出錯,或是傷害到當事人,媒體通常很快也很容易就公開道歉認錯;但是一旦碰到對平民百姓和弱勢團體的報導錯誤,媒體通常是推托敷衍,甚至視而不見。
我們當然相信,少數媒體和新聞記者,仍然保有專業信仰和道德勇氣,敢於批評當權或揭發時弊,並能有助於公眾利益;如果是這種情形,即使記者報導不當,或是必須保護消息來源,我們都呼籲司法體系應該寬容看待。相對的,如果媒體報導與公共利益無關的私人消息,並且傷害到非公眾人物的隱私或名譽,相關單位反而應該嚴格調查和裁罰;唯有如此,保護新聞自由、保障記者採訪報導,以及保護消息來源的特權,才有充分的正當性。如果說律師和醫師擁有拒絕證言的權利,是因為他們那有形的執照,以公共利益出發的新聞實踐,便是新聞記者的無形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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